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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学注解（第22页）

、“国学”

的呼声，从此“国学”

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。

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。

1902年秋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，在日本创办《国学报》。

但黄主张先作“国学史”

，使梁放弃了创办《国学报》的设想。

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“国学”

。

1904年，邓实在上海的《政艺通报》发表《国学保存论》，论述了保存“国学”

的重要性。

次年，邓实、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“国学保存会”

，以“研究国学，保存国粹”

为宗旨，发行《政艺通报》、《国粹学报》，标志着“国学”

在国内的立足。

[1]

释义争议

就国内而言，清末民初，学界对“国学”

的释义争议很大，大致有以下几种：

（1）“国学”

即“中学”

。

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、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

有关。

（2）“国学”

即“国粹”

。

把“国学”

与“国粹”

等同，要么名不副实，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“精粹”

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，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“精粹”

之理解不尽相同，自然就很难使“国学”

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。

而在实际操作上，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。

（3）“国学”

即“国故”

。

这一释义，是针对“国粹”

一说太笼统，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“粹”